一九九一年冬天，随着红色帝国的轰然解体，莫斯科陷入了物资匮乏与政治动荡的深冬。面对西方提出的“休克疗法”及一连串苛刻条件，叶利钦在内外交困中把目光投向了东方，希望为摇摇欲坠的国家寻找一条出路。两国在暗潮里试探交锋，直到北京钓鱼台的一场国宴——中方以顶级烈酒打破了西方设下的外交常规，使谈判桌上的冰霜出现了裂隙。就在酒香渐浓之时，叶利钦做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震惊的举动：他命令卫队连夜将两个看似普通的木箱装上专机，又在临别时紧按亲西方派的外长肩膀，低声说出可能改变俄罗斯外交方向的话。

回到莫斯科，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，正值一场猛烈暴风雪。几个小时前，戈尔巴乔夫已在电视上宣布辞职，曾经横跨半个世界的联盟在这一天走向解体。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下，三色旗缓缓升起。红场积雪及膝，几辆装甲车在圣瓦西里大教堂的阴影里停着，履带上挂着黑色冰块。街头没有庆祝，国营面包店门口的配给队伍绵延数公里，气温接近零下三十度，百姓裹着破旧军大衣握着一把把卢布排队取食。

在过去一个月里，国家不停地印钞，货币供应失控，黑市汇率疯狂飙升：昨日一美元仍值一百卢布，今晨便涨到四百。曾经便宜的面包在黑市上被炒到天价，国营百货的货架空空如也，为了争抢刚运到的一车土豆，街头甚至发生踩踏。克里姆林宫内暖气虽热，却掩不住沉重的绝望气氛。总统办公室的桌上堆满了来自西方的传真电报，签发地多是华盛顿、伦敦与巴黎。

叶利钦坐在皮椅上，手里端着一杯亚美尼亚烈酒，桌角放着他签发的第一道总统令：取消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全面禁酒令。在这个瘫痪的首都，酒精成了维持秩序和缓和民情的麻醉剂。首任外长科济列夫进来带来一叠文件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华盛顿顾问团提出的“休克疗法”最终方案。方案要求全面放开物价、推进国企私有化、大幅削减公共开支，并且承诺按计划执行就能在下个月拨付首批二十四亿美元紧急贷款。

但附加条款更为严苛：削减七成以上的军费、拆解乌拉尔以东的若干重型兵工厂，并对外开放核潜艇基地接受国际核查。科济列夫指出，这笔钱是政府继续运转的唯一希望，否则下周许多机构将无法支付养老金或运转下去。叶利钦看着那份带有苛刻条款的文件，认为那已不是援助而是分割与控制，他们盯上的不仅是经济，还包括军力与资源。他将酒一饮而尽，愤然掷下钢笔，表示如果把全部筹码押在西方，俄罗斯这座大厦终将被拆解。

面对内务与外部压力，科济列夫强调在欧洲没有别的路可走：西方敞开大门，只有按图索骥地融入市场才有资金入账。但叶利钦冷静地看着窗外的风雪，含着苦涩说出自己的判断，认为接受条件等于弯腰投靠。办公室里只剩暖气的低鸣与走廊上卫兵换岗的金属声响。

在这种国家存亡的关头，叶利钦突然转问远东边境的情况。科济列夫查阅备忘录后汇报：黑龙江江面已完全结冰，对岸并无军事动作，边防甚至后撤了十公里，一切表面上看去平静。这样的静默与西方的压力形成鲜明对照，也为他寻求东方支持留下了空间。